当前新冠疫情既是人类面临的空前灾难,也是考验各国治理水平和生存能力的“全球统考”。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出现混乱,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力量野蛮生长的结果。
人们很疑惑,美国制造业发达,为什么医疗物资迟迟跟不上?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强项在设计先进、管理发达,利润低的生产环节要么外包,要么早已不做了。比如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口罩生产企业分别是美国的3M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然而,美国依然没有充分的口罩用以抗疫。
资本既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也是随时可能反噬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就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这种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宁做杀头的生意,不做赔本的买卖”。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信条就是“资本至上”,其主要任务就是解放资本,由此使资本日趋成为自我增值的社会异己力量。
美国作为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完整地经历了资本异化的全过程。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是世界最大工业国。工业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连,因此其在自身牟利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并吸纳大量就业,因此相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当初美国的繁荣发展(如“咆哮的二十年代”)就与工业资本主义大发展直接相关。然而,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规律的作用下,工业资本日趋转向利润更高的金融领域,由此使工业资本主义演进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促成这种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里根政府打着“重振国威”的口号,实际却将美国带向经济金融化这一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根政府推行的所谓“供给学派”,其主要做法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为金融资本大行其道大开方便之门,并由此导致美国经济日趋空心化,金融业占比越来越高。
经济金融化不仅使资本从社会中脱嵌,还将脱离实体经济,由此使其失去了社会化大生产这一优势。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参与财富创造,只参与财富分配,因此金融资本既不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也解决不了民众就业。金融资本的资本积累模式,本质上与中世纪的高利贷并无二致,都是像寄生虫一样从实体经济肌体中吸取营养。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两种制度的竞争与较量,使西方国家如芒在背,始终存在很强的生存危机感,由此注重提高民众福利,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相对缓解。但苏东阵营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使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发展的参照系和外部动力,日渐沉沦,重新回到“利润最大化”之中,再次露出无情残酷的一面。
资本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决定了其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必然是唯利是图,功利至上。在资本至上理念的趋势下,社会充满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尖锐矛盾和对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卖棺材的希望天天死人。”这种理念体现在内外政策上,就是只见经济效益,不见社会效应;只见眼前利益,不见长远利益。由此很容易导致局部理性,整体非理性,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初衷。
当前这场新冠疫情危机,考验的是国家的极限生存能力,抗疫更多是总体战、人民战。然而,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其抗疫举措暴露出无情与无能的一面。比如只治年轻人不治老年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优先诊治有钱人的做法,乃至“群体免疫”的想法,说到底还是功利主义和经济效用至上。
然而,这种看似最能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看似最为铁血的“断尾求存”式抗疫,并没有使欧美避免成为疫情重灾区。这表明,资本至上只会加速国家衰落、降低国家应对重大灾难和危机的能力。乔姆斯基说得明白,欧美之所以会出现新冠病毒危机,主要来自于巨大的市场失败。野蛮的新自由主义使市场加剧恶化。比如西方国家将研发疫苗的任务交给了私人制药公司。但对制药公司来说,制造新的润肤霜远比研发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疫苗更有利可图。
观察西方的抗疫过程,一大启示就是要学会驾驭资本,既要发挥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能动作用,又要限制其负面影响扩散。一味采取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举措,只会使资本恶性发展,产生破坏性后果。(作者田文林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