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是《能源》系列的第一篇，我们梳理了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后始末、关键节点以及对产业改革的启示。
两次石油危机直接造成70年代油价出现两轮暴涨，世界石油价格和美国进口油价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涨幅分别达到252%和207%。
研究显示，需求过度高涨、供给过度集中是两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外部动因。供给端来看，中东国家开采成本优势导致石油供给过度集中于中东地区，而其他地区供给不足，对全球石油供给的稳定造成巨大的隐患。需求方面，随着北美洲、欧洲和和日本的同时繁荣，世界对能源石油的需求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供需失衡导致各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能源缺口，为石油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石油海外资产占比高则是石油危机爆发的内部动因，由于美国石油资本集中于海外，风险分散能力不足，一旦海外石油资产受到不利因素影响，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冲击。石油危机导致美国上游能源价格暴涨，传导到下游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就业下降，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境地。
而两次石油危机结束根本上始于石油供给端的恢复。此外，中东以外的石油产区石油供应量持续扩张，进一步缓解了全球石油供应压力。同时需求端的大幅回落也对70年代次石油危机的结束起到助力作用。在政策方面，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联储实施激进的加息应对通胀;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措施也推动了石油危机的结束。
危机与挑战并存，美国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及之后，以可再生能源和节油车等产业为代表的新领域出现了投资机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能源危机的复盘对中国投资者具有丰富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未来政策上将更大力度地推进非化石能源发展，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将继续扩大，海上风电、沿海核电和水电基地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仍将是未来政府能源投资的重中之重。
风险提示：经济数据大幅不及预期。
正文
一、前言
本文是《能源》系列的第一篇。碳中和作为我们国家的长期战略，对十四五甚至未来40年的能源结构将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从历史出发，从我国的产业结构出发，来逐一分析能源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宏观及产业问题。我们梳理了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后始末、关键节点以及对产业改革的启示。
二、七十年代能源危机复盘
两次石油危机对发达经济体造成了剧烈的冲击。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爆发于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为声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埃及和叙利亚，对以美国为首的偏袒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了禁运，使得油价暴涨，原油价格由危机前1970年3.01美元/桶提高到危机后1974年的11.58美元/桶。这次危机长达5个月，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工业化国家无一幸免：从1973年到1975年，美国实际GDP下降了0.75%;英国的实际GDP下降了3.97%。
第二次石油危机始于1978年底。时值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政局剧变，亲美国王巴列维下台，“伊斯兰革命”发生，导致伊朗石油出口量锐减，第二次石油危机开始爆发。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突袭伊朗，“两伊战争”爆发。两伊战争的爆发使两国的石油出口量继续下降，一度还曾完全中断，全球石油产量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随着产量的剧减，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由1978年14.02美元/桶的开始暴涨，1979年飙升到36.61美元/桶，并在1980年攀升到36.83美元/桶的峰值，到1981年油价稳定在每桶34美元~36美元的范围内。1979年到1980年，美国实际GDP下滑0.26%，英国实际GDP下降了2.06%。两次石油危机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2.1 第一次石油危机复盘
我们梳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后始末及关键节点。第一次石油危机系由战争引发，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促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是一次由在生存资源上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国家，通过实施产量削减、提价、禁运等手段，对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西方国家进行制裁而引发的国际危机。
如图表1“第一次石油危机关键节点”所示，第一次石油危机主要产生于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对抗不断升级。1973年10月7月，伊拉克宣布将伊拉克石油公司所属巴士拉石油公司中美国埃克森和莫比尔两家联合拥有的股份收归国有;1973年10月14日美国向以色列空运武器公开化;同年10月16日、17日和18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且不断升级的对美石油禁运。19日到11月4日双方的采取的行动是这一事件的不断升级。随着基辛格对沙特阿拉伯“穿梭外交”攻势等一系列外交斡旋，1974年3月18日阿拉伯国家正式发表声明，决定解除对美国的石油禁运，石油供给恢复，危机逐渐解除。
2.2 第二次石油危机复盘
第二次石油危机与第一次石油危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均由战争引发，并与中东地区反美浪潮及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关系密切。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石油供给端缺口由沙特阿拉伯转为伊朗、伊拉克两国。
如图表2“第二次石油危机关键节点”所示，第二次石油危机关键节点主要有三：1977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能源报告，预期未来能源供给将大幅度削减，市场情绪普遍悲观，石油市场空头势力强劲;其次，1978年伊朗爆发大规模罢工，国家瘫痪导致从1978年12月26日起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世界石油供应每日减少达500万桶;最后，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突袭伊朗，“两伊战争”爆发，石油产量骤降，全球石油产量骤降到100万桶/日以下，每日缺口达到560万桶。
在此期间，欧佩克内部发生分裂。多数成员国主张随行就市，提高油价，而沙特阿拉伯则主张冻结油价，甚至通过单独大幅度增加产量来压价。内部的分裂导致欧佩克失去市场调控能力。各主要出口国轮番提高油价，又呈火上浇油之势。而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底的41美元。最终，这一席卷世界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并加重了又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2.3 石油危机期间的油价剧烈波动
两次石油危机的直接造成70年代油价出现两轮暴涨，世界石油价格和美国进口油价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涨幅分别达到252%和207%。石油危机以来历年石油价格见图表3“1970-1982年世界原油价格(美元/桶)”及图表4“1972-1982年美国进口原油价格”。
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由1973年平均3.29美元/桶飙升至11.58美元/桶;第二次美元导致世界石油价格由1978年平均14.02美元/桶飙升至1979年31.61美元/桶及1980年36.83美元/桶的峰值。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OPEC国家与美国直接的矛盾更加尖锐，阿拉伯世界对于美国的出口禁令更加严格，美国实际进口价格比世界平均价格有更大上浮。上图中以实际价格或CPI平减得到的石油价格更直观的反应了石油危机期间油价的飙升：1973-1974年与1978-1980年两次石油危机爆发时实际实际石油价格发生“阶梯式”的大幅跳跃。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对于美国的禁令更加严格，美国实际进口价格比世界平均价格有更大上浮，见图表5 “1970-1982年美国石油进口价格与世界原油价格差额”。美国在遭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之后，加大对本国石油开采、生产、加工、销售各个流程的控制，更加重视战略能源储备，并加强了对外国石油公司的管理。此外，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组成了国际能源合作机构，制定了国际能源计划(IEP)，建立了应急石油储备，增加了从OPEC组织以外的国家的石油进口量。石油进口依赖度的提高不仅加速了非OPEC成员国的石油生产率，而且增加了石油进口国的议价筹码。同时，世界各地迅速掀起了一股石油勘探热潮，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因此。第二次石油危机前美国政府石油储备更加充分，供需缺口的缩小导致实际进口价格低于世界原油价格。但在1982年后，随着全球石油的严重短缺和美国石油库存的进一步消耗，美国进口原油价格再次上浮到世界原油价格以上。
三、两次石油危机重创美国经济
3.1 总体动因：需求过度高涨、供给过度集中
二战后，中东地区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中东诸国产油量占世界百分比由1950年的16.7%升至1976年的38.3%;产油量由1950年的86.6百万吨飙升至1976年的1034百万吨。由于产油量和探明储量的持续增长，70年代石油供给越来越集中于OPEC国家。从中东及OPEC国家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百分比看，第一次石油危机前，OPEC和中东地区石油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比重持续提高，其中OPEC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比稳定在50%以上、中东地区占世界总产量稳定在30%以上、两伊地区总和以及沙特石油产量各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0%左右，OPEC产油量长期占据世界石油产量的半壁江山，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这一比重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
供给的集中和未来开采扩大的预期导致中东对石油的控制力日益增强。此外，1970年中东已探明的原油储备量是3335亿桶，而西半球已探明的储备量是674亿桶，非洲是547亿桶，中东石油已探明储量远超世界其他地区。
中东国家的石油开采成本优势是其控制供给端的重要因素。原油的勘探和开采过程漫长，尤其当油田位于海上或其他气候条件恶劣的地区时，勘探和开采成本将大幅度提升。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来自于非欧佩克成员国等外缘地区的短期原油供给相对较少，外缘供给者的开采和运营成本与中东生产者相比要高得多。随着二战后石油产出持续扩大，中东地区石油生产技术日益成熟，成本能够实现有效控制;加之中东的地理条件极大地降低了石油开采难度，因而中东较之其他石油产区，在石油开采上形成了巨大的成本优势。以沙特阿拉伯为例，70年代沙特阿拉伯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勘探和开发成本小于2每桶美元，这个数值是印尼的1/3、墨西哥海湾及北海的1/5，以及俄罗斯的1/7。成本优势进一步导致石油供给过度集中于中东地区，而其他地区供给不足，对全球石油供给的稳定造成巨大的隐患。
1973年，随着北美洲、欧洲和和日本的同时繁荣，世界对能源石油的需求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点。1965年至1973年危机爆发前，世界能源需求持续上涨，主要由北美、欧洲和亚太能源需求上升所致。
从美国的能源供需形势看，美国一次能源需求缺口巨大，且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石油需求过度高涨，供需严重失衡，亟需进口能源补充。根据“图表 10：1949-1985年美国一次能源缺口”，美国一次能源缺口自1957年开始出现，到1972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已经扩大到8.8万亿英热，占当年能源消耗总量的12.1%;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前，缺口达到16.85万亿英热的历史峰值(这一记录到第三次石油危机爆发才被打破)，占当年能源消耗总量的21.1%。由于巨大的能源缺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石油进口受挫对能源及下游行业的破坏传导猛烈迅速。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燃料为主，化石燃料需求占据了90%的能源消耗总需求。其中，石油是化石燃料中最主要的部分。石油需求占能源需求总量的比重持续处于40%-50%的高位，重要性远大于煤和天然气。因此，需求过度高涨叠加供给过度集中于中东，成为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及导致美国产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3.2 内部动因：石油海外资产占比高，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战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开采出了大量的石油资源，由于全球石油储备分布的不平衡，世界产油中心由美洲转移到了中东地区。1950至1973年期间，埃克森、英荷壳牌石油、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海湾石油等七大石油公司联合，以极小的代价取得大面积租借地，与产油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七大石油公司不仅可以取得勘探开采许可权，而且还可以拿到资源的所有权。石油输出国产量持续增加，而石油收入的增长却不达预期，受欧美石油资本的掣肘，引起石油所在国的强烈不满。
石油垄断集团控制着世界石油市场，掌握定价权，产油国对自身所处的石油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价格过低十分不满。西方世界对石油的需求急剧增长，但七大石油公司仍不肯对产油国的提价要求做出让步，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剑拔弩张。
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合资形式控制位于中东的石油资产，美国石油行业海外依赖较强。1972年美国石油及煤炭产品行业海外资产占比达到35.9%，远高于其他行业;而所有行业海外资产占全行业资产的总和占比不过15.8%，远低于石油煤炭产品行业。由于石油资本集中于海外，风险分散能力不足，一旦海外石油资产受到不利因素影响，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因此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伊拉克将巴士拉石油公司中美国股份收归国有一举对美国石油资本破坏力巨大。
3.3 经济危机：物价飙升、就业下降，出现滞胀
石油危机导致美国上游能源价格暴涨，传导到下游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从美国CPI及PPI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物价基本保持稳定， PPI和CPI均呈现小幅度缓慢向上抬升的趋势，通胀相对温和。从第一次石油危机起，PPI和CPI指数开始快速上涨。
PPI大幅上行。PPI由1970年1月的36.5上涨至1982年12月的97.6，涨幅达158.2%;CPI由1970年1月的37.8上涨至1982年12月的100.5，涨幅达175.3%，与PPI涨幅基本一致，反映出价格扩张从上游到下游的传导非常迅猛。两次石油危机爆发期间，PPI及CPI的增幅明显大于平均趋势，尤其是PPI的变化，呈现出与石油价格更加一致的增长特征。PPI各分项中，能源、燃料和动力行业价格是PPI激增并往下游传导到CPI的主要因素。1970年1月美国燃料相关产品及动力PPI仅为14.7，到1974年7月迅速扩张到30.4，并在1978年12月前基本保持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速度。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能源PPI急剧攀升到1981年5月102.3的峰值，此后一直维持在高位。而能源CPI的变动与燃料相关产品及动力PPI保持高度一致，能源CPI和燃料相关产品及动力PPI呈现出与两次石油危机期间油价更为一致的变动趋势。
两次石油危机对失业率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失业率由1973年末的4.6%迅速飙升到1975年6月的9.0%，之后虽有一定幅度的下调，但仍处高于石油危机前的高位水平。经过第一次石油危机逐渐解除和美国政府持续的宏观调控，失业率于1979年5月降到谷底，当时的失业率大约为5.60%。但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失业率再度在1982年底飙升到10.8%的峰值，劳动力市场出现恶性失业。
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长期处于高失业和高通胀叠加的滞胀状态。由于石油价格大幅度提价，其他初级产品也随之涨价。企业只能把原材料涨价部分转嫁到工业产品价格上，造成PPI持续攀升。由于石油和与石油有关的产品大幅度提价，其他产品价格也随之上涨。工业产品出口价格上涨又引起进口国家物价上涨，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的全球化背景下产生连锁反应，推动了世界性的物价大上涨。与此同时，由于消费物价猛涨，工人要求相应地增加工资，部分国家甚至实行“工资指数化”，企业便把工资上升部分转嫁到产品价格上，使各种商品价格又一次猛涨，在所有国家都出现物价和工资的恶性循环，这又使经济社会产生更强的通胀预期，对美国乃至全球物价上涨起了增幅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滞胀。
3.4 危机传导：自上游而下全面扩散，造成经济危机
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发生后，高油价迅速通过上游传导到下游，造成经济危机。
从经济危机的扩散来看，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实际GDP均有较大幅度下跌，1974年美国实际GDP年增速为-0.50%，环比1973年下跌6.19%;1982年美国实际GDP增速为-1.8%，环比1981年下跌4.34%。纵观1970年至今美国的实际GDP增速，仅有5次跌破0.00的断崖式下跌，其中就包括这两次石油危机。
两次石油危机很快从上游传导到美国的各个行业，原材料的涨价和短缺直接影响下游开工，能源的崩溃间接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形势的下行。两次石油危机期间，除了政府投资具有逆周期性外，其他各部门均出现明显下滑：个人消费支出对实际GDP的拉动率1973年至1974年下降3.47%、1978年至1980年下滑2.87%;国内私人投资总额对实际GDP的拉动率下滑1973年至1975年下滑4.86%、1978年至1980年下滑4.29;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拉动率的下滑具有2年左右的滞后，1975年至1976年下滑1.91%、1980年至1982年下滑2.23%;国内生产最终销售对GDP的拉动率1973年至1974年下降5.44%、1981年到1982年下降1.91%。
四、危机解除和新机遇
4.1 供给面：供应恢复
两次石油危机结束根本上始于石油供给端的恢复。全球石油产量分别于1975、1983年开始结束下行，恢复上涨。1965-1988年间，年内平均每日的石油产量如下：
第一次石油危机前，世界石油产量从1965年的31792千桶/日上涨至1973年的峰值58552千桶/日。到1975年，石油供应下滑到55811千桶/日。随着阿拉伯停止断供，石油供应开始持续恢复，到1979年，石油供应在第一次危机结束后回涨至66067千桶/日。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石油供给从1983年56592千桶/日低值开始恢复，到1988年扩张至62840千桶/日。
此外，中东以外的石油产区石油供应量持续扩张，进一步缓解了全球石油供应压力。高油价促使非欧佩克产油国原油供应量的增加。1970年代中后期起，各西方发达国家和石油公司大力开展了在非欧佩克地区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活动。北美石油供给量1975年后持续扩张，在随后的十年间实现了22%的供给量增长，由1975年的12549千桶/日扩张到1985年的15305千桶/日。东欧地区的产油量亦在1975-1986年间扩张了2353千桶/日。危机后全球石油供给的逐渐恢复是两次石油危机得以解除的根本原因。
4.2 需求面：大幅回落
除了供给端恢复外，需求端的大幅回落也对70年代次石油危机的结束起到助力作用。过高的油价直接引致石油需求量和相应产品需求的普遍下降。
以汽车产业为例，美国汽车月度销量在两次危机后受到油价飙升影响，均出现大幅度走弱。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美国汽车销量由1973年3月的12.8百万辆陡降至1974年末的7.2百万辆。第二次石油危机前美国国产轻型车销量经过1975-1978年间4年的回暖后，再一次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到1980年后，除1980年3月及1981年3月外未出现过月销量超过千万辆的情况。从生产端来看，汽车工业生产指数与销量之间高度一致。石油及相关产品需求端的大幅度回落是两次危机结束的重要因素。
4.3 政策面：激进加息与外交斡旋
在货币政策方面，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联储实施激进的加息应对通胀。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远高于正常水平。第一次石油危机加息幅度和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处于震荡高位，长期高于15.00%，并于1981年7月22日达到22.36%的峰值水平。激进加息通过管理通胀预期有效扼制了恶性通胀，推动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缓和。
此外，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措施推动了石油危机的结束。1974年1月10日，美国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尼克松致西方石油消费国和 OPEC 信件中涉及的美国能源外交政策，缓和与石油输出国的矛盾。1974年9月20日，美国等国决定建立国际能源署，提出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石油分享、建立紧急石油储备和节约等方案。为防止沙特再次动用石油武器，1974 年6月美国与沙特双方成立了“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建立与OPEC的新沟通渠道。一系列外交斡旋是石油危机结束的重要因素。
4.4 新能源和节油车出现机会
尽管两次石油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重大社会问题，危机期间及之后，以可再生能源和节油车等产业为代表的新领域出现了投资机会。
受石油危机刺激，美国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空前加强，可再生能源生产发生了逆周期扩张。石油危机后，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为了减少对单一能源品种的过度依赖，努力开发不同的能源品种，对核能、风能、太阳能等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就可再生能源生产端而言，在经济危机期间呈现出逆周期性，产量出现比一般时期更大的增幅。此外，1977年9月，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了《1977年能源部组织法案》，并由此在当年10月1日成立了美国能源部，规定其主要职责主要是“通过可靠的、可负担的和环境友好的多元化的能源供应和输送，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并且开发创新性的能源科学和技术”。随后，一系列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政策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可再生能源产业产能的扩张。
此外，石油危机后美国加大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开采力度，致密油和页岩气已发展成为美国油气产量的主体。裂缝性页岩气(fractured shale gas)指富含有机质的细粒碎屑岩中储集的甲烷或游离于基质孔隙和天然裂缝中或吸附于有机质和黏土矿物表面在一定地质条件下聚集成藏并达到经济开采价值。美国的页岩气开采最早可追溯到1821年，20世20年代开始现代化工业生产。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推进的替代能源大开发，页岩气开采在70年代中期步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21世纪以来相关勘探开发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年产量和经济、技术可采储量迅速攀升，最终爆发了俗称的“页岩气革命”，是美国致密油和页岩气产量快速发展的时期。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资料统计，21世纪以来美国页岩气产量由2000年1月1日的37.2亿立方英尺攀升到2021年10月1日的760.81亿立方英尺，实现了总1945.2%、年均7.3%的增长。
针对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节能技术在石油危机后受到空前重视，成为重要的设计指标。1975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75年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通过价格手段来激励美国国内石油产量的增长、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和提高汽车燃油效率。在提高汽车燃油效率方面，美国制定了《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标准》，对汽车燃油效率进行了强制性规定。该标准设置了两个阶段性目标：1978年公司平均燃油效率达到每加仑燃油行驶18英里的目标，1985年达到每加仑燃油行驶275英里的目标。
1992年10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旨在重建美国能源市场。具体内容包括鼓励国内石油生产，增加国内石油产量;强制采用替代燃料，减少交通部门的石油消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取暖和制冷部门的石油消费。法案要求，到2000年，至少要有10%的政府和私人汽车使用替代燃料燃气、电、甲醇、乙醇和煤液化燃料等)，到2010年，这一比例要达到30%;对政府及与政府有关的建筑强制实行新的能源效率标准，对商业和工业建筑也提出相应的能源效率要求：支持并鼓励增加石油供应和减少石油消费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美国新能源政策大大推动了节油汽车和新能源产业的扩张。
五、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距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已近50多年，但两次石油危机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余威犹在”：由于轻量化汽车能耗更低，轻型车逐渐成为市场主流，而严重的石油禁运和排放法规导致原本兴盛于六七十年代的大排量“美式肌肉车”走向式微;对能源安全的空前重视引发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探索，并最终催生了“页岩气革命”;美国超常规的货币宽松和大规模财政刺激常态化、周期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认为，两次石油危机以及美国的市场和政策变化，对当下中国和投资者来说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1 能源危机和能源战略
美国页岩气革命发端于21世纪初，至今已成为美国能源的中流砥柱。相比之下，我国页岩气开发历史较短，2009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中国重点地区页岩气资源潜力及有利区优选”项目，拉开了页岩气开发的序幕。2011年，国土资源部在川渝黔鄂开展了5个项目的先导性试验，同时开展了5个页岩气勘探开发相关工艺技术的攻关项目。2012年4月，长宁地区宁201-H1井五峰组-龙马溪组测试获日产页岩气15万立方米，实现了中国页岩气勘探商业开发的突破。此后，我国页岩气开发进度迅速加快，2020年页岩气产量已超过200亿立方米。据央视报道，2020年我国页岩气在国产气中的占比突破10%，成为国产天然气产量增长的主力军。
根据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2015年至2020年，我国页岩气产量实现了从44.7亿立方米到200.4亿立方米的增长，年均增速高达近90%。此外，从后续开发潜力上看，根据BP能源公布的数据我国常规天然气储量位列世界第13位，而页岩气储量世界第一，未来页岩气的开发将有望延续景气，成为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和投资的价值高地。
此外，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暴涨叠加能耗双控加紧因素，造成全国性的电力紧缺，甚至在多地 “拉闸限电”，并催生出新一轮电价改革。在各地保供政策出台、产能相继释放后，煤价虽然回落，但是仍然给我国敲响警钟。结合美国两次严重的石油危机的经验，未来我国势必进一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从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看，未来政策上将更大力度地推进非化石能源发展，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将继续扩大，海上风电、沿海核电和水电基地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仍将是未来政府能源投资的重中之重，相关基础设施扩张势必带动未来可再生能源板块走强。
5.2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车在中国
在未来可能存在的能源危机和“碳中和”的压力下，类似于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车辆轻型化市场趋势，近些年我国汽车市场出现动力的新能源化的趋势。我国新能源汽车历经十几年发展，已经成为汽车行业的新增长源。
2021年以来，随着加快新能源车发展政策的相继出台，新能源车市场继续扩张。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至12月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均呈现大幅增长。
从国家近期公布的多个规划文件及法律法规看，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将延续高景气。随着今后碳达峰战略的推进和一系列十四五规划的落地，新能源汽车汽车及其设施的大力推广将进一步扩宽民用市场空间。而在公用市场方面，国家《“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计划在未来“十四五“期间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约26.1万辆，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约18.7万套，并将推动公共机构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系列行政支持将推动新能源车行业产能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
本文编选自微信公众号“文涛宏观债券研究”，作者：黄文涛，王大林；智通财经编辑：刘家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