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8月13日电 题：理念深入人心 实践任重道远——从成都大运会看体教融合
新华社记者王镜宇、吴晓颖
成都大运会8日落下帷幕。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发布近3年之际，主场作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们，用他们的优异成绩展现了体教融合的阶段性成果，公众对体教融合的认知逐渐深入，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以及体教融合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实践依然任重道远。
(资料图)
学生运动员和运动员学生交相辉映
在高校体育界，人们往往把在普通学校成长起来、主要用业余时间参与训练的高水平运动员称为学生运动员，而把那些取得了出色的竞技成绩之后到高校就读的现役或退役运动员称为运动员学生。在成都大运会上，在体教融合的背景下同时存在的这两类运动员交相辉映，为中国代表团取得佳绩立下功劳。
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男排运动员胡朕卓，是学生运动员的典型代表。先后在北京景山学校、清华大学就读的他，坚持学习、打球两条腿走路，在兼顾本科学业的同时还在业余时间参加北京男排的训练和比赛。
在成都大运会的女篮、田径等项目上，高校自主培养的高水平运动员表现出色。夺得女篮金牌的中国队以北师大女篮为班底组建，刘禹彤、唐子婷、李双菲、苏源圆等都是北师大、清华大学等高校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
在大运会上夺得女子万米金牌的夏雨雨、男子三级跳远铜牌的黄华锋，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前者在中学时期就从贵州被清华大学田径队的曹振水教授相中，到北京先后就读于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后者的成长则得益于华中科技大学田径队总教练余长青，这位高校教练还曾培养过深圳大运会男子跳远冠军苏雄锋。
另一方面，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运动队的运动员学生，则是在大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争金夺银的主力军。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该校的李冰洁、柳雅欣、周恺为中国队的游泳和乒乓球金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游泳、跳水、射击等项目上，争金夺银的中国运动员有很多是现役国家队主力。
上海交大体育部主任王坤表示，学校一直非常重视运动员学生文化学习和专业训练协调发展，为他们设计个性化定制的培养方案，在不降低文化课标准的前提下，通过送教上门、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为他们安排课程。比如，对在美国打球的女篮队员韩旭，采用的就是线上授课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的运动员学生姚明、刘国梁和张军，后来分别成为中国篮协、中国乒协和中国羽协的主席。
据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介绍，在田径项目上，经过多年努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可以自主培养出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最好的成绩是在大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上取得金牌。但是，受生源、教练、经费保障、参赛机会等条件所限，高校自主培养的高水平学生运动员数量还比较少，也还没能在奥运会这样的世界大赛中取得重大突破。
招生新政之下，高校调整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式
2021年9月，《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发布，新政对考生的运动技术水平和文化成绩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还限定和引导有体育专长的考生就读体育学类专业，相关要求将于2024年开始实施。北京某高校体育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参照新的文化课要求，过去十几年里该校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中只有寥寥几人能够达标。这也意味着，新政实施之后，很多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可能招不来人。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不少高校调整了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方式，积极适应新政带来的变化。
清华大学是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上最具代表性的国内高校之一，在田径、射击和篮球项目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了适应《指导意见》提出的新要求，清华大学已申请开设体育教育专业并且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
据刘波介绍，原来清华大学的高水平运动员主要在经管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就读，今后会放在体育教育专业，这是为适应招生新政所做的调整，而招生的体育项目和规模基本会和以前保持一致。
根据教育部网站2022年8月发布的《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材料公示》，在这一年就有30多所新增院校申请招收运动训练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其中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名院校。运动训练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招生俗称“体育单招”，对考生文化成绩的要求比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要低不少。
王坤表示，上海交大是国内最早开展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院校之一。新政出台之后，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支持开设运动训练专业，计划从2024年开始招生。在招生的体育项目方面，将继续保留篮球、乒乓球、游泳等交大的传统强项，另外还打算在射击和一些冰上项目做一些尝试。上海交大原来的高水平运动员主要在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媒体与传播学院等就读，改为运动训练专业之后，会通过选修课的方式把原有的一些优质课程吸收进来，同时新增与体育教育、体育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以人为本，助推学生的多元化全面发展。
四川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向勇告诉记者，以前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队员学习的多是大文科类诸如管理、经济、文新等非体育专业，但是学训矛盾比较突出。有些高水平运动员完成文化课学习非常吃力，全身心投入学习之后可能体育特长就“报废”了。也有些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基础相对较差，有些科目过不了，拖了四五年之后还被迫退学。改为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之后，可以更好地把专项训练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四川大学还和四川省体育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人才交流和资源共享方面达成了共识。由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转为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之后，四川大学也会对招生的体育项目进行适度调整，在保留女排等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计划发展在高校中关注度高、深受学生喜爱的篮球项目。对于原有的田径、网球等个人项目，会将发展策略由“大而全”转为“少而精”，控制总体招生规模。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原来具有举办高水平运动队资格的高校选择停止招生，并暂时不打算开办运动训练专业，其后续影响仍有待观察。
理念深入人心 实践任重道远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李辉认为，《意见》发布近3年来，最大的成果是体教融合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全社会对体育的育人功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学习和掌握一两项体育技能。今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除此之外，国家层面出台的与《意见》配套的政策还不多。不过，各省、市、地方纷纷根据《意见》制定了执行方案，在体育特长生招生、一条龙升学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尝试。在赛事融合方面，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推出闯出了一条新路，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教育部门抓普及、体育部门抓训练和提高，形成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良好体系。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表示，前几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国内大学生运动员训练、参赛受到了一些影响。尽管如此，在成都大运会上，还是能够看到高校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越来越多，在部分项目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过，总体而言，高校自主培养的高水平运动员、运动队还不成规模、不成体系。像男篮这样的队伍虽然主要由在校大学生组成，但在实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指导意见》指出，要选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具有较高体育竞技水平的学生，为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体育比赛和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人才支撑。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钟秉枢认为，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应该考虑建设大学生运动员的荣誉体系和奖励机制，比如可以像有些国家那样以体育奖学金的形式奖励取得佳绩的大学生运动员，进一步激励他们为国争光。钟秉枢表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新政所倡导的提高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技术水平和文化成绩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应考虑客观实际，在运动技术考试上给高校留有一定的自主权。
向勇认为，无论是以前通过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还是现在通过运动训练专业招生，都是在体教融合发展实践中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大学也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其他高校的经验，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既要把学生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搞上去，也要符合高校培养人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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