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瀛洲海客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早在先秦时期,香料就被广泛使用。人们将风干后的香草装入囊中,或随身佩戴,或置于屋室或衣物被褥之间,即可有洁身、祛湿及驱疫之用,也可彰显身份与品味。
而香料,也曾是三国时期的一道重要点缀。
(相关资料图)
西汉错金博山炉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香自远方来
早在先秦时期,香料就被广泛使用。《诗经·王风·采葛》中有“彼采葛兮”“彼采艾兮”的描述。人们将风干后的香草装入囊中,或随身佩戴,或置于屋室或衣物被褥之间,以起到洁身、祛湿及驱疫之用。上层人士亦佩戴香草来彰显身份,屈原在《离骚》中提到了二十余种香草,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句构建出“香草美人”的意象,并赋予其忠君爱国的内涵。此后,士大夫常佩戴香囊,以示其翩翩君子之风。但由于气候与地域所限,这时的香料基本都是艾(艾草)、萧(香蒿)、蕙(蕙兰)、兰(泽兰)、桂(桂树)、芷(白芷)、茅(香茅)等本土草香。
西汉武帝时,张骞凿空,打通丝绸之路;南越归附,开辟海上交通,“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一些香料陆续从西域诸国与海外传入中原。与中原本土的草香相比,进口香料燃烧时烟雾小,留香时间长,且因为其稀缺属性,从而被视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深受皇亲贵戚欢迎。东汉时,有关进口香料的记载逐渐增多。外戚窦宪曾委托班超与大月氏人交易良马与苏合香。汉明帝妻马皇后为开节俭之风,以身作则,不使用香薰;汉桓帝时,侍中刁存因口臭被赐下鸡舌香,但他却因不识此物而误以为皇帝要赐死自己,便哭哭啼啼地与家人朋友道别。
自桓、灵始,社会上层好胡风,进口香料愈发流行。王嘉《拾遗记》云,汉灵帝初平三年(193)游西园时,命人将西域进贡的茵墀香煮成汤,用来沐浴;待洗浴完毕后,将剩下的洗澡水倒入沟渠中,仍能散发阵阵奇香,故称“流香渠”。魏文帝曹丕也曾有过类似的奢侈之举:为了迎接美人薛灵芸,他曾命人在路边烧香。
宋代李嵩绘《听阮图》中,侍女正焚香
熏衣留香
古时,人们常用香料熏衣,从而使香气长存。
被曹操视为“吾之子房”的荀彧,就自带芳香。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荀彧坐过的地方,三日可闻其香。这或许跟他的职业有关。荀彧在长期担任尚书令,世称“荀令君”。《后汉书·药崧传》注引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女侍负责执香炉烧香,为尚书郎熏衣。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文物中,可见香炉内置于提笼之内。据此,汉代熏衣法应在香炉之外另置一提笼,然后将衣物铺在上面,使香浸入,以达到留香的目的。既然有专人长期为其熏衣,“荀令留香”也就不难理解了。
魏文帝曹丕也酷爱熏衣,因为衣服太香,还刺激到马儿,导致他被掀翻在地,还被咬伤了膝盖。即便如此,曹丕仍不改其意。魏晋以降,熏衣已是一种风度,但凡名士清流,“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颜氏家训·勉学篇》),仿若神仙中人。香料还可以混合使用。宫廷秘传香方“汉建宁宫中香”,集藿香、丁香、檀香、黄熟香、沉香、零陵香、苏合油等十余种香料,用料十分考究。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还有“六味熏衣香方”,不仅香气怡人,还兼有洁身、养生之功效。
明代陈洪绶绘《斜倚薰笼图》中的熏衣场景
锦囊含香
用来盛放香料的主要有香炉与香囊。香炉造型精美,构思精巧,可通过焚烧的方式激发出浓香;但在日常使用中,它却不如小巧的香囊方便。
香囊可以悬挂。名医华佗曾在香囊中加入丁香、百部等药物,将其悬于室内,以预防肺部疾病。古时人们还会在床帐四周挂香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曰:“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玉台新咏》卷1)而奢侈的后赵国主石虎,床帐四面亦有十二香囊。
香囊亦可以手持。西晋土豪石崇家财万贯,厕所中都有两名美婢手持香囊立于一旁。名士刘寔在他家上厕所时,还以为误入内室,闹了不少笑话。以石崇之财力,连麝香、甲香等名贵香料都能置于厕所中焚烧,更别提令侍女手持香囊服侍了。同样在石崇家做客,驸马王敦(尚襄城公主)就不为所动,似乎见过大世面。但事实却是,王敦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遭遇。《世说新语·纰漏篇》云:“(敦)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王敦不识洗手的香澡豆,将其倒入水中吃了下去;得知真相后,他方知宫廷生活之奢侈。尽管澡豆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香料,但襄城公主还是比不上石崇,后者洗手时,会直接使用更加高级且难得的“甲煎粉”与“沉香汁”。
香囊还是一种佩饰,可以随身携带。《北堂书钞》卷136引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将物品系在肘后,是汉晋时期人们携带物品的常见形式。袁绍在得到一枚玉印后,曾“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三国志·武帝纪》),以示炫耀。
西汉绮地“信期绣”香囊 马王堆汉墓出土
曹公分香
曹操也好用香囊。尽管他曾禁止用香,但未能严格执行下去。临终前,曹操还不忘“分香卖履”,想把没用完的香囊分予众人。河南安阳曹操墓中出土的石牌文字“香囊卅双”可印证此事,“常所用”即指这些香囊是曹操生前常用之物。无独有偶,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的石牌也有“白珠落(络)香囊 具玦厕自副”等文字,可知这种香囊用白珠络傅装饰,并以玉玦为附缀。
当用香成为贵族生活的常见一景,它就会产生出相应的附加价值,成为贵重的礼物。《太平御览》卷359引司马彪《战略》曰:“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织成一般指名贵的丝织品,可制成囊,再加上苏合香与玉玦,恰好凑成一套。可惜孟达虽心思机巧,行事却不密,还未等诸葛亮支援,他便为司马懿斩杀。
邺下文学的主导者曹丕,曾在宫中种植过一批迷迭香,并邀请各路文人聚于此处,一同欣赏这种“超万里而来征”的奇香。除曹丕外,当时一流的文学家曹植、王粲、应玚、陈琳也都作《迷迭香赋》或《迷迭赋》传于后世。
东吴:香料贸易中心
三国时期,香料是相当受欢迎的礼物。交趾太守士燮也时不时向孙权供奉香料与各种奇珍异宝,动辄数以千计。香料名贵,士燮为何出手如此大方?盖因士燮及其兄弟掌控下的交州,正是香料进口的主要地区。
据《梁书·诸夷传》记载:“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汉魏时,大秦国的使者、商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曹魏官修史书《魏略·西戎传》中,就记载了来自大秦国的十二种香料:“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一些香料只是被大秦商人运输到中原,其原产地却另有他处。如郁金香(藏红花)原产自波斯等地,木香即青木香,与狄提香、薰草香都产自天竺国(印度)。
狄提香即香附子,又名雀头香。这是一种十分名贵的香料,曹丕甚至在父丧期间专门向孙权索要。黄初三年(222),他又命人向东吴索要豆蔻。面对曹丕的索取,孙权每次都很大方。在他眼中,这些珍品实在算不上多稀罕。因为一些香料虽可经丝绸之路由西域直接传入中原;但就产地而言,南方的东吴政权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明代周嘉胄《香乘》云:“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那么,东吴是如何把控住香料市场的呢?
一方面,海外商人的主要聚集与贸易地——交趾郡,为东吴所掌控。吴黄武五年(226),孙权接见了一位不知其名只知其字为“秦论”的大秦国商人,并获得了海外的一些信息。同年,士燮去世,孙权任命的交州刺史吕岱彻底掌控岭南地区,“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扩大了东吴政权在海外(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的影响力,交趾郡也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中心。来自海外的各种香料与奇珍,从这里流入中国。
另一方面,东吴通过多次航海运动,与南海诸国达成了友好的贸易往来。孙权称帝后,多次派遣船队远航海外;以扶南为代表的南海诸国,也屡屡向东吴遣使供奉。东吴大臣万震、康泰分别撰有《南州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记载了诸多名贵香料及其产地,如沉香、鸡舌香、藿香、豆蔻、甲香、流黄香等,多出自扶南、顿逊、都昆、真蜡等南海诸国(今马来半岛、爪哇等地)。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友好贸易的前提。吴地以长江为天堑,大力发展水师,其造船业也十分发达。吴人所造之船,不仅船体平稳,素有“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之称(《太平御览》);且造船规模庞大,除秣陵、京口、武昌、温州、南昌等地的造船厂外;另有建安侯官(今福建福州)与广州番禺(今广东广州)两地,主要生产大型船只,用以远航。有此为前提,东吴在进行大航海运动的同时,才能牢牢把控住民间贸易。即便是名贵的香料,对东吴皇室而言也不算什么。
吴少帝孙亮在位时,还别出心裁地给四位宠妃制作了著名的“百濯香”,“凡经践蹑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太平御览》卷710引王嘉《拾遗记》)。有这种顶级享受,也难怪东吴后期的统治者总是安于现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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