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
摩擦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增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速的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把取消本国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换取进入他国市场利益的成本,在贸易保护思维原则下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受挫时均无不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追逐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故贸易摩擦和纠纷的存在有客观普遍性,并非仅就中国而言。
即便是当今领导世界贸易走自由化道路最有成就的世界贸易组织,也仍对各国利益冲突持务实态度,承认贸易保护在双边和多边谈判中的重要作用,并提供争端解决机制。因此,贸易摩擦在国际贸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具有必然性。
世界经济这块“蛋糕”是有限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加快。随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融入度不断加大,反倾销、反补贴等国际贸易中的“刚性”壁垒不时冲击中国,使我进入经贸摩擦频发时代。它说明中国的融入对已有的国际经济产生了冲击,也说明贸易伙伴已经开始利用世贸规则来应对我国的挑战。这恰恰证实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什么会产生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相对购买力而言的,由于购买力的限制导致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引起的过剩。自由贸易理论根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即有限的资源要满足无限的欲望。
在这一假设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消费模式自然而然被设定为“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为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生产的数量越多、种类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因此不存在生产过剩现象。
自由贸易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各国通过自由贸易,增加了可供消费的产品数量和种类,在不变的资源约束下,由稀缺性假设指导下的自由贸易可以使各国福利水平都得到提高。
然而,这个假设与现实存在巨大反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使得生产相对过剩不可避免,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成为常态,现实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不支持观念意义上的“有限—无限”模式,而是生产过多、消费不足的“大—小”模式。
马尔萨斯曾较早提出了商品普遍过剩的观点,认为消费能力的有限性难以满足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并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凯恩斯则观察到预算约束并不是消费能力的唯一约束,即“消费并不会随收入绝对量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会越来越大。”
对生产相对过剩的论述最为深刻的人是马克思,他指出,“由于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实现资本增殖,其自我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不断地占有剩余价值来维持,资本主义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生产,从而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致力于把所有生产要素毫无保留的转化为“产品”,而不让其所拥有的机器和原材料成为“剩余产能”,以求最大化攫取剩余价值。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蕴含着无限扩大生产的可能性。”囿于资本家贪婪逐利的本性,其生产动机“不是满足自身和社会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而是实现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随后,马克思指出,“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是在资本本质作用下的生产力不可遏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生产。”
贸易摩擦主要的特点有什么?
首先、摩擦数量居高不下且呈增长之势,强度也在增大。从数量上看,根据WTO统计,在WTO成员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约每7起就有1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近期欧盟对我国鞋类发起的系列反倾销调查,仅仅广东一个省的涉案金额就上亿美元。
其次、贸易摩擦逐渐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和加拿大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国,这些出口市场仍是今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双方的贸易关系将会出现“发展中摩擦,摩擦中求发展”的局面。而我国对俄罗斯、印度、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年递增在25%以上,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关系将会呈现“大问题不多,小问题不断”的局面。
再次、贸易摩擦的将从单个产品逐渐扩散到产业,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外贸发展的早期和中期,贸易摩擦更多是集中于单个产品。随出口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改善,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开始针对某些产品群或产业。而且,在今后的贸易摩擦中考验的已不单纯是平息贸易争端的能力,更主要的将是考验制定政策和创建制度的水平。
最后、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将呈现多形态性。贸易摩擦多发期的到来有它的必然性。贸易摩擦增长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我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副产品、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一种负反应,与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一个贸易大国来说,贸易摩擦多是一个常态,要害是如何合理解决。
从发展趋势看,今后外国与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金融服务,高技术等领域,在出口量、世贸组织承诺、政策透明度等政策协调方面的摩擦还将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