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东方电视台初创时期，大家挤在汉口路一幢破旧不堪的老房里，凭着一腔热血与激情，硬生生闯出一条新路，自身也得到充分历练，慢慢走向成熟。
曹可凡
(资料图)
《快乐大转盘》半个上海都在看
东方电视台是顺应浦东开发开放新形势，于1993年1月18日正式开播的。开播前，穆端正台长公开发出招聘书。而建台宗旨便是立足浦东、辐射长三角，突出改革开放成果与对外宣传。副台长刘文国与文艺部主任滕俊杰积极谋划文艺版块新栏目。经反复论证，台领导最终决定以《快乐大转盘》《飞越太平洋》和《东方直播室》作为文化版块主打栏目，三箭齐发。
东方电视台首任台长穆端正（中）
《快乐大转盘》突破原先“我演你看”综艺模式，以游戏的形式，反映火热生活；《飞跃太平洋》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比较文化”的眼光审视东西方文明；《东方直播室》则是以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为主的日播类谈话节目，视野开阔、信息量极大，从而带动全国谈话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东方电视台开播伊始，我仍以“业余主持人”身份在上海电视台主持《戏剧大舞台》。但一通电话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作为《快乐大转盘》制作人，郑可壮导演一直致力于将游戏这样一种古老的体育竞技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精神活动，转化成一档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电视栏目，以此增强观众的新奇感与参与感。但游戏节目稍不留神也会滑向低级油滑的泥潭。因此，他想寻找既富青春朝气、热情似火的个性，同时，也要具备幽默风趣、亲切可人特点的主持人，于是，将目光锁定英子与我。听完节目创意，几乎未加思索，便欣然同意加盟。
郑可壮导演文化修养深厚，思维呈发散性，常常脑洞大开，设计出不少新颖别致的游戏项目，譬如“徐策跑城”是让每队派三名选手参加，其中一名扮演“徐策”，站立于起点，另外两名依次站立跳板另一端，锣鼓一响，“徐策”踩着鼓点，迈着“麒派”台步，沿规定路线跑至另一端城墙之上，然后跳到大跳板上，将队友弹起，被弹选手可摘取前上方的仙桃。此游戏将京剧与游戏相结合，有相当难度，又妙趣横生，同时兼具文化内涵。在“秀才”系列中，编导以秀才揭榜、秀才娶亲、秀才下海等游戏，隐喻文化人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其中看似不协调的细节，如秀才身着长衫，撑船过河，左支右绌，狼狈不堪；秀才攀竹梯过涧沟，危如累卵、魂不守舍……令人捧腹。
曹可凡和英子主持《快乐大转盘》
在以“快乐家庭”为主题系列中，小朋友们为爸爸擦皮鞋，给妈妈巧打扮，也进行拔鸡毛、刮鱼鳞等家务劳动，孩子们面对满地乱飞的公鸡，活蹦乱跳的青鱼所表现出来的慌张、凌乱，直至勇敢面对、降伏动物，充满童趣，令人忍俊不禁。我和英子在主持时，也一改过去按撰稿写就的文本死记硬背，而是根据现场情况即兴发挥。譬如在有关体育话题比赛中，有个问题是问选手哪些运动项目坐着便可进行，大多数选手一时蒙圈，但现场有位音乐家居然全部答对，即自行车、摩托车、赛车、划艇、滑翔机、棋牌等。紧接着又问他对哪项站立进行的比赛印象最为深刻，音乐家脱口而出：“竞走”，并完整表述竞走规则，但我们仍然不肯放过他，又让他作现场示范。音乐家居然在音乐伴奏下像模像样绕场一周，令观众笑作一团。
葛优参与游戏活动
正是由于智慧超人的策划能力，灵动多变的主持方式，让《快乐大转盘》真正转动观众的内心，释放压力，开怀大笑，但又寓教于乐，看完节目仍感回味无穷。节目收视率一度逾百分之五十，这也就意味着，半个上海城都在观看节目。《快乐大转盘》成为名副其实的周末狂欢。连文学评论家徐中玉教授也撰文夸赞，说《快乐大转盘》“声名早已进入千家万户。主要因为它能适应、满足观众紧张工作一周之后休闲放松一下的精神需求。工作的时候以全部精力认真地工作，休息的时候自可尽情地娱乐。有张才有弛，有弛才有张，这是辩证法互相依存，决不对立，既轻松愉快，又可得到一些有益的信息和知识，自然就能受到大家的喜爱，为雅俗所共赏”。
《飞越太平洋》别开生面海外追踪
《快乐大转盘》的成功，给我这个“业余”主持，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其中就有《飞越太平洋》。按理说，那时的我尚未正式入职东方电视台，没有资格赴海外采访，但滕俊杰导演却执意派我去美国拍摄《飞越太平洋》，并嘱咐我利用自己的文化积淀与语言优势，拍摄一套有视角价值与思想深度的“海外追踪”。虽然，那时从未有过踏足异乡的经历，资讯也欠发达，但在行前仍仔细规划行程，准备拍摄方案。当抵达美利坚，便立刻投入工作，聚焦艾滋病、阿尔茨海默症、早期华人移民遭遇等专题。
自美国前总统里根公开宣布他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老龄问题再度摆在人们面前，因此我们走访圣地亚哥一家老人院，介绍医护人员如何通过让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触摸过往生活用品，以刺激大脑，唤起他们往日美好记忆；在旧金山，我们走访当年拘禁华人劳工的“天使岛”。在布满铁丝网的简陋木屋里，仍能看到遭残酷关押，丧失自由的华工留下的诗句：“木屋拘留几十天，所因墨例致牵连。可惜英雄无用武，只听音来策租鞭。从今远别此楼中，各位乡君众欢同，莫道其间皆西式，设成玉砌变如笼。”陪同参观的老华侨保罗周说，不少囚禁于此的华工，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裁。因此，人们始终有种恐惧感笼罩心头，无论白天黑夜，进进出出均双手蒙住眼睛，生怕看到骨肉同胞惨遭不测。
曹可凡
到了纽约，我们故意舍弃大都市的繁华，而是追踪两位艾滋病患者，探寻此类病例的社会根源。相关采访线索都由我研究生导师王一飞教授同窗张清才医生提供。张医生原为瑞金医院医生，到美国后，他以祖国传统医学辩证实施理论为依据，用天花粉、苦瓜精等传统中药提取液治疗艾滋病疗效显著。格林与派屈克，这两位受访者，原本已经对生活失去信心，但经过中医治疗，又找回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去派屈克家采访，一进门，一股中药所特有的强烈味道扑鼻而来，煤炉上烧得滚烫的药罐散发着热气。派屈克说：“中医擅长从宏观角度调节机体平衡，最后治愈病症。”言谈之间他好似行医多年的老专家。逐渐康复之后，派屈克多次去电台和电视台，以自身遭遇，呼吁人们远离毒品与不正常的生活方式。这套节目播出效果极佳，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世界。
次年秋天，我又随《飞越太平洋》摄制组，去日本采访《富士山脚下的阴影》和《永恒的微笑》两部专题片。
《富士山脚下的阴影》主要深入富士山下奥姆真理教“制造沙林毒气的工厂”采访，告诫人们，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表面繁华无法掩盖颓废空虚的精神本质。而《永恒的微笑》则是去东京附近的藤泽市，寻访音乐家聂耳的踪迹。1935年7月，聂耳来此休假，下海游泳时遇难。1959年聂耳纪念碑落成，廖承志、郭沫若等专程来此出席揭幕典礼，我们采访原藤泽市长叶山骏先生，采访中偶然得知，他母亲是第一位将《义勇军进行曲》译成日文的人，而在叶山先生小时候，当地所有中小学生都能唱《义勇军进行曲》。
曹可凡拜祭聂耳墓
回到上海后又约访聂耳挚友、作家杜宣先生。当年，同在东京留学的杜宣先生负责处理聂耳遗物。他记得，在聂耳小提琴盒里发现一块手帕，里面包有一些钱和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可动用这笔钱。”因为聂耳准备赴苏联学习音乐。
这部专题片以现实与历史交错呈现，勾勒出聂耳生命的最后时光。此片获得当年日本海外新闻大奖。
弃医从文，业余主持人“转正”
在专栏节目基础上，东方电视台一系列大型活动也展现其品牌特色，譬如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长城音乐会，滕俊杰导演破天荒将舞台设置于长城之上，钢琴家刘诗昆身着白色礼服，端坐于一架白色钢琴前演奏《黄河》。但是，编导为寻找这架白色大三角钢琴，费尽周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央音乐学院终于觅得此琴；而歌唱家周小燕首度登上长城，与学生一起演唱其代表作《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一曲终了，数千羽白鸽凌空腾飞，在苍松翠柏间翱翔，此情此景，激动得泪水在眼眶里旋转……
“长城音乐会”采访周小燕教授
《中秋夜，两岸情》晚会则是首度实现两岸双向直播。外滩的夜景令人炫目，台湾地区主持人巴戈最终反复念叨：“上海不得了！上海不得了！”凌峰先生看完直播和滕俊杰导演说：“无论信息的直观性、节目的深刻性，还是中国文化的凝聚力，都得到充分彰显。
不过，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爱满天下》特别节目。”1994年我参加《青年报》“抱一抱孤儿”活动，将身患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位孤儿接回家中。当时就萌发为她筹款手术的念头，并专门前往新华医院咨询，东方电视台领导敏锐感觉此篇报道价值，编导杨剑芸迅速策划一次救治残疾孤儿手术电视直播。直播过程中，医生分别为患“室间隔缺失”的孤儿和患“足外翻”的两个孩子进行手术。手术成功时，作为主持人，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甚至声音都跑调了。在那漫长的三个多小时里，新华医院涌动着爱的暖流，传递着同一个声音：“人间自有真情在。”
曹可凡主持《爱满天下》特别节目
由于成功参与一系列重磅节目主持，穆端正台长拍板，力邀我加盟东方电视台。于是经恩师王一飞教授首肯，我决定“弃医从文”，从一名医学工作者变成一名媒体工作者，人生道路由此发生巨大转变……
回想东方电视台初创时期，大家挤在汉口路一幢破旧不堪的老房里，凭着一腔热血与激情，硬生生闯出一条新路，自身也得到充分历练，慢慢走向成熟。感恩那段美好时光，感恩诸位师长与战友，留给我值得永远珍藏的宝贵精神财富。（曹可凡）
编辑：刘明娇标签：
